刘卫东虽然没有建议中国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但是对于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还是持保留态度。早在刘卫东之前，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也在重新思考和评估中俄关系。
我们对中国的战略应该是利用威慑避免热战或冷战，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整合我们的资源以更有力地与之竞争。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通过加强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来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
本周，《美中科技合作协议》（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到期。拜登政府在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强大压力之下，决定采取权宜之计，延长该协议六个月。
美国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而是去理解它。
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没变，这些必要条件包括：规模最大的统一大市场、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最完整的产业链、最有韧性的供应链、最齐全的工业门类、最多的高等教育人群、最多的有经验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官员、最吃苦耐劳的社会大众、稳定的社会秩序等等。
在今天全球化大变局的漩涡里，并非都是输家。中国内循环战略的重大转变，由此“拱手相让”的订单、资本、财富、人才和产业链等，对很多国家就是一种“红利”。或者说，这一次，中国又为全球没有发生周期性的大衰退，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自己需要面对更大的长期需求不足的压力。
任何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都是企业管理者决策的结果。另外，对国家有利的，不一定对企业有利，反之亦然。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启的时代，试图逆势而动，闭关自守，无异于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与自我终结。
我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尽可能地倾听观点大相径庭的学者的观点，实现华盛顿的最佳理想状态，即把决策之都变成一个容纳各种观点的市场，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被某一特定群体的观点所裹挟，保持开放而不是关闭的辩论空间，抵制“接触政策是软弱的表现”的偏见。
面对美国的攻击与赌博心态，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超越与重塑。一是美国越趋封闭，中国越应开放；美国越趋结党，中国越应普惠；美国越趋破坏，中国越应建设。二是为对外合作创造更好环境，中国要一边不断降低他国对华科技合作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成本，一边加速提升他国技术、资金、人才流向中国市场的回报率与共赢感。
150多年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坚船利炮”开到中国东南沿海，目的是要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商品市场，以便互通有无。150多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将“坚船利炮”开到中国东南沿海，目的是要关上已经打开的中国大门，孤立与遏制中国的崛起。
如果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与曾经的英美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制度对抗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又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另外，从产业转移与技术打压方面来看，中美关系又与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